(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湖南省舜文化研究會會長唐之享。)

　　當前我國正協(xié)調推進“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其中全面依法治國地位重要。中國傳統(tǒng)古文化中，有哪些思想精華值得借鑒?專家唐之享認為，舜文化中的依法治國理念，如“執(zhí)兩用中”“惟明克允”“無或私家”等都值得今天重視。

　　“執(zhí)兩用中”體現(xiàn)執(zhí)法的公正性

　　“執(zhí)兩用中”是舜文化傳統(tǒng)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內涵，在中國古代典籍文獻中曾反復提到“用中”“設中”“求中”的問題，如《中庸》云：“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這是直接論述舜帝“用中”的問題；近年發(fā)現(xiàn)的清華簡《保訓》篇，記載周文王給周武王的遺言云：“昔舜舊作小人，親耕于歷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違于庶萬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遠邇，迺易位邇稽，測陰陽之物，咸順不擾。”這是說舜帝在人微位卑的時候就在自覺地“恐求中”，也就是小心翼翼地探求、運用中道。到了殷商時代，由舜帝所探求、運用的中道，已經成為一種很流行、很普及的處事原則或方法，如《尚書·盤庚》云：“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這是盤庚決定從“商”遷都于“殷”時的一段訓詞，“各設中于乃心”，也就是要求民眾一定要從內心真心誠意地堅守中道。這個“中道”，孔子將它總結為“凡是叩其兩端而用其中”的方法論，后來儒家的學者則將它簡化為“執(zhí)兩用中”一詞。

　　“用中”的傳統(tǒng)本是由來已久的。劉興隆說：“氏族社會，凡遇大事必先立旗建中，以便集結群眾。卜辭言‘立中’者，即此事也。商代把立旗建中視為大事，又視此類事為歷史，從事此事者又皆為官吏。所以卜辭中事、史、吏同字，并同音假借作使用之使。”其實，事、史、吏本身就包含“使用”的含義，因為“立旗建中”是國家管理中的一件實用性大事，史、吏是這件大事的操辦者；此“事”本身就是用中，操辦此事的史、吏當然也是用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里的“用中”還是操作層面的具體方法，屬于形而下之器，沒有上升到形而上之道；“執(zhí)兩用中”則是在總結長期的社會實踐特別是政治實踐的基礎上所提煉出來的方法論，它具有普遍的應用價值，屬于形而上之道的范疇。

　　“執(zhí)兩用中”本身就包含著“中正”“公正”的內涵，儒家還將“中”“中行”看作高尚、正直之德，并進而確定為處事、從政的原則?！墩撜Z·子路》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盡心下》對此進行解釋：“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的解釋不一定準確，“中道”作為一種思想原則，體現(xiàn)在行為上就是“中行”，強調“篤行”的孔子，或許更重視“中行”，并非是退而求“其次”。再如荀子，也同樣強調“中行”：“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無益于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于理者，為之；無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奸事，知說失中謂之奸道”(《荀子·儒效》)。孔子的“中行”是指個人的行為原則，荀子的“中行”是先王處理政務的行為原則，二者的結合，就是儒家“中道”之行為原則的整體內涵。

　　將“執(zhí)兩用中”的思想原則與行為原則結合起來，就可以運用于各種事物的處理。如《尚書·呂刑》談執(zhí)法：“惟良折獄，罔非在中”；談判案：“民之亂(治)也，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執(zhí)法在“中”，判案也在“中”，都是要求公正執(zhí)法、公正判案。因此，“執(zhí)兩用中”作為一種哲學意義上的方法論原則，可以運用于一切領域；當它運用于執(zhí)法領域時，其核心、精髓的內涵就是強調執(zhí)法的公正性，這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最值得借鑒的。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文簡稱《決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必須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guī)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jiān)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應該說，完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是制度保障，運用“執(zhí)兩用中”的方法原則是過程保障，二者的結合是保證執(zhí)法公正性的關鍵。

　　“惟明克允”彰顯執(zhí)法的公信度

　　當然，要保證執(zhí)法的公正性，還有一個關鍵的要素不可或缺，這就是執(zhí)法的公開、透明，自覺接受社會的監(jiān)督，以提高執(zhí)法的公信度。《尚書·舜典》記載舜帝的話：“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傳》解釋說：“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正義》亦云：“‘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龍使勉之。”這里所講的“惟允”，首先是舜帝自己所說的話要誠實可信，其次是百姓的話要真實可信，其三是中間環(huán)節(jié)的上傳下達更要屬實可信。三者要做到“可信”，關鍵是政治開明：“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尚書·舜典》)《傳》云：“謀政治于四岳，開辟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正是因為有了“廣視聽于四方”作基礎，百姓才會說真話，才能保證龍的傳達“屬實”；如果只是聽信龍一人的上傳下達，就勢必會造成言路“壅塞”，從而失“信”于民。

　　政治清明，政治上的取“信”于民，與執(zhí)法的公信度是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渡袝?middot;舜典》曰：“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正義》云：“‘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于彼也。但彼人信，由皋陶有信。”“惟明”，是要求增強執(zhí)法的透明度；“克允”，是強調執(zhí)法的可信度。“惟明克允”，不僅強調了執(zhí)法的公開公平，更是強調了對待罪犯的公開公平，要讓他們“明其罪”，“信服”其判。這也就是“執(zhí)兩用中”的方法原則落實到執(zhí)法的過程中。

　　要真正做到公開公平，則還需要解決一個“愛君”與“畏民”的問題。《尚書·大禹謨》載：“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诒?，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費困窮，惟帝時克”；“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這里的要點是如何做到“舍己從人”，其前提是如何認識君與民的關系：是“愛君”還是“畏民”?只有心存“畏民”之念，才有可能舍棄私念而依從眾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公開公平。

　　顯而易見，在舜文化傳統(tǒng)中，執(zhí)法的公信度是與政治的公信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而這一傳統(tǒng)也恰好與今天的現(xiàn)實相合拍。《決定》指出：“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堅持以公開為常態(tài)、不公開為例外原則，推進決策公開、執(zhí)行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依據(jù)權力清單，向社會全面公開政府職能、法律依據(jù)、實施主體、職責權限、管理流程、監(jiān)督方式等事項。重點推進財政預算、公共資源配置、重大建設項目批準和實施、社會公益事業(yè)建設等領域的政府信息公開”；“構建開放、動態(tài)、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獄務公開，依法及時公開執(zhí)法司法依據(jù)、程序、流程、結果和生效法律文書，杜絕暗箱操作。加強法律文書釋法說理，建立生效法律文書統(tǒng)一上網和公開查詢制度”。無疑，執(zhí)法的公信度如果缺失政治公信度作基礎，所謂公開透明便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公平公正”也會成為一句空話。

　　“無或私家”包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尚書·呂刑》談判案，要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這里更重要的是要求“無或私家”，亦即不徇私情。

　　關于舜帝不徇私情，堅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問題，九疑山地區(qū)的民間傳說中，曾流傳著一個《舜帝審案》的故事：舜帝治理天下時，人民安居樂業(yè)。九疑山本是一座寶山，內有金銀無數(shù)。這個消息被娥皇的哥哥和舜帝的侄兒知道了，于是他們向舜帝奏一本：愿意到九疑山來管礦理財。這兩人是財迷，來九疑山后強令百姓下河淘金。百姓只好止耕種、棄漁樵，生計沒有了著落。百姓們忍無可忍，聯(lián)名向舜帝告狀。當時舜帝正南巡，聽到此消息，勃然大怒，立馬派人去查問，結果屬實。但這兩人以為自己是皇親國戚，舜帝也不會把他們怎么樣。一個說：“看在舍妹的面子上，求圣上寬容。”一個說：“念家父與陛下的手足之情，請叔皇寬恕。”舜帝將袍一揮，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并寫下如此判詞：搜刮金銀為害，致令黎民遭災；革除官職頂戴，交與百姓安排。九嶷山的百姓見到舜帝公正圣明，執(zhí)法如山，高興得手舞足蹈，歡聲雷動，于是又出現(xiàn)了一片升平氣象。這個故事無疑是后人編造的，因為在古代典籍文獻中根本找不到這樣的記載。但在舜文化傳統(tǒng)中，“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是確實存在的，最重要的依據(jù)就是對待大禹父子的態(tài)度，鯀因為治水不力，舜帝可以殺之于羽山；禹因為治水有功，舜帝不僅可以重用他，還可以禪位與他。這不僅體現(xiàn)了舜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更是體現(xiàn)了舜帝“無或私家”“天下為公”的寬廣胸懷。

　　當然，在舜文化傳統(tǒng)中，雖然早已有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人人平等理念，但這一傳統(tǒng)在后來幾千年的專制社會并沒有真正傳承下來。因此，我們現(xiàn)在需要超越幾千年，直接到舜文化傳統(tǒng)中去接續(xù)今天所需要的文化根脈，真正做到如《決定》所說的：“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憲法法律權威，都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都必須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或權利、履行職責或義務，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必須維護國家法制統(tǒng)一、尊嚴、權威，切實保證憲法法律有效實施，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必須以規(guī)范和約束公權力為重點，加大監(jiān)督力度，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jiān)督、違法必追究，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違法不究行為。”

　　最后還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是舜文化傳統(tǒng)還是現(xiàn)實需要，都要強調依法執(zhí)政與依法治國的結合。因為“依法執(zhí)政是依法治國的關鍵”，“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要深刻認識到，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wèi)憲法法律尊嚴就是捍衛(wèi)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法律實施就是保證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實現(xiàn)。各級領導干部要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不得違法行使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決定》對這一“關鍵”問題的解決，可謂抓住了關鍵的關鍵，解決“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解決幾千年專制制度形成的“特權”思想問題，也就是怎樣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問題。

　　(作者系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湖南省舜文化研究會會長唐之享。本文原標題為《舜文化傳統(tǒng)與依法治國的文化借鑒》。原文系湖南省改革進行時的“思與行”暨第六屆湖南省社會科學界學術年會二等獎論文。)